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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近期,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了《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接下來一系列改革舉措將陸續推出,國企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變得日益清晰。中央深改委提出,今后3年是國企改革關鍵階段,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由此看來,國企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產權變革、管理深化三階段,已進入深水區,迎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由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既然是“管資本”,意味著未來國企改革越來越離不開資本市場。

實際上,在國企改革推動中,國有資產證券化是推動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模式和媒介。在前幾輪國企改革中,推動國企改制和上市是當時的“主旋律”。而在當前,國企改革的重點是以國企的證券化資產進行重組和優化。從其涉及到的國企改革的有主要領域來說,包括國有資產證券化、并購重組、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勵制度改革等。而這些領域的改革,又或多或少都與資本市場和資產證券化有著密切聯系,可以說是國企改革的推動工具。

從中央到地方,近年來國企改革,無論是電信、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的并購重組還是央企整合,基本都牽涉到資本市場,而且一定程度上,這些改革還引起資本市場的興趣,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熱點。地方國企改革已經在提升混改比例、優化資本布局、提高資產證券化率、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深化央地合作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實質性進展。近期,山西、山東、云南等很多地方,都在資產證券化上做文章,將國企改革與地方的資產重組、地方投融資建設等結合起來。事實上,從近兩年混改的推進路徑上看,借力資本市場或產權交易市場的趨勢越發明朗。2019年A股市場共發生294起國企混改案例。其中,國企與民企“聯姻”的混改案例共涉及131起。有分析認為,資本市場平臺在推進混改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多地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上市公司+”戰略。但在這個思路下,很多地方國資改革存在盲目注入資產,以“注水”方式實現“做大做強”的傾向。

當然,目前來看,很多地方在推動混改和國有資產重組中正在走向另一個誤區,即盲目的做大做強,導致“空心化”、“同質化”的問題,導致組建的投資平臺大而不強和虛胖無力的情況。在地方推動“管資本”改革的過程中,很多地方國資推動建立“1+N”業務格局,即一個金控平臺加N大投(如城投、交投、公投、旅投、水投等)的形式。希望以此擴大規模引入多層次資金,進行混改。但往往以城投為代表的地方平臺公司缺乏由平臺主體帶動產業整合的能力,僅靠收購一兩家上市公司“沖門面”,而自身缺乏產業化、集群化發展的能力。當然,有的國資平臺雖然擁有當地的優質企業資產,但盲目擴大推行多元化,以整合和改革的名義,納入大量不同領域的企業,推動“做大做強”,但實際上形成了大雜燴,不僅難以消化,反而不知所向,失去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陳寶明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

丁明磊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

金融危機以來,各主要國家都在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實施“美國優先”戰略,還沒有提出較為明確的科技創新戰略和政策,但是相關政策已對科技創新產生影響。同時他還擬大幅度削弱聯邦政府科技預算,這也將對美國經濟增長潛力造成一定影響。與美國相比,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穩步實施,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引領作用也日益突出。為促進未來經濟增長,我國應堅持科技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創新創業,增強經濟增長潛能,并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

人行貨政司課題組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國CPI同比漲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給側因素擾動,結構性特征明顯。在此背景下,有觀點結合疫情防控期間少數緊俏物資價格短期上行的現象,稱我國可能出現“惡性通脹風險”。近幾個月,同樣受結構性因素影響,CPI漲幅較快回落,PPI漲幅再次落入負值區間,又有觀點認為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縮風險”。從基本面看,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總供求基本平衡,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不存在長期通脹或通縮的基礎。

譚笑間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網絡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短期來看,中美兩國供應鏈難以完全脫鉤的判斷依然成立,美方對華發起脫鉤行動皆會遵循“窄領域”“間歇性”等特征,這主要是為了避免過分傷及美企在中國的利益、危及自身市場份額。中期來看,中國仍需堅定不移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并通過國際合作來實現“供應鏈多邊化”,從而在面對“供應鏈戰爭”時擁有足夠的止戰能力。長期來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掌控整個供應鏈,也不可能長期占據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因此,唯有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合作共贏,才能做大供應鏈的全球市場,實現科技的共同進步,最終造福全人類。

霍建國

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

中美關系的復雜性,簡單地概括,它既有雙邊矛盾,同時在國際多邊場合也體現了對立和矛盾的發展。從動態的角度講,矛盾的雙方都有產生變化的可能,更何況中美矛盾交錯復雜,要注意矛盾變化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次機會,尋求解決和化解矛盾的可能,F階段我們需要提高對美周旋的能力,駕馭復雜矛盾的能力,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保持斗而不破則是一種高超的藝術,所以說周旋也是一種藝術和水平,這是最關鍵的,也是我們軟實力的體現。

蔡亮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

世界大變局意味著當今國際社會正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調整的歷史發展新時期。這不僅大大強化了世界多極化趨勢,更昭示著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面臨深度調整。而對自詡為西方國家的日本來說,這主要意味著現有國際秩序遭到挑戰,因此角色定位和國家利益驅使其要竭力穩定現有國際秩序,并通過在區域秩序構建的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獲取制度性收益;诖,日本現階段的對華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圖在對華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國的經濟紅利,又要形成對華制度優勢。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在未來,我認為發展經濟學要做幾方面的研究。第一,進一步地去理解制度和資源的(空間)錯配問題。第二個問題,要解決激勵和協調的關系,中國既有的制度下,官員晉升和考核的確激勵了官員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但是由于各個地方各自為政,是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內生的結構升級。當前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很好,但是服務業發展比較欠缺,投資很旺盛,但是消費不足,到底這個產業結構的轉型怎么產生和實現。第四是內生的制度變遷問題。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多的研究工作可以進一步去做。

潘向東

新時代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劉娟秀

新時代證券宏觀團隊負責人、首席宏觀分析師

下半年CPI增速在高基數下下滑,這點沒有爭議,但大家對于PPI增速的分歧較大。影響PPI增速的主要因素仍是產出缺口,但是和大家認為的實際產出起主導作用不同,我們認為疫情導致潛在經濟增速的下滑也會發揮重要作用。和美國不同的是,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會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等原因,中國居民和企業行為決策對經濟基本面反應遲鈍,這就導致金融市場的資金供給和需求對經濟基本面不是很敏感,比如中國債券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不能像美國一樣反映經濟預期,中國債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中國當前發展的外部環境出現了明顯倒退,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已經接近用盡。中國開始被美國脫鉤,被澳大利亞、加拿大脫鉤,被部分歐洲國家脫鉤,中印關系還有可能繼續惡化。此外,在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領域,南海問題、臺灣問題等變得越來越“棘手”。在逆全球化浪潮洶涌的背景下,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不斷倒退,對這種趨勢不能不防。隨著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全面惡化,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地緣政治紅利”已消耗殆盡。這意味著,今后中國的發展必須尋找新的發展動力,去構建新的發展環境,重構新的地緣經濟關系。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熊雪鋒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王志鋒

中央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張維凡

中央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轉型,“以地謀發展”模式的功能不再,效力衰竭。中央政府必須明確不再以地保發展,不再以土地參與宏觀調控,同時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動力來源。地方政府必須改變土地作為增長發動機的功能,告別“以地謀發展”模式。當然,由于地方政府習慣這套發展模式,盡管“以地謀發展”的效力減退,還會繼續使用謀發展,但由此帶來的發展代價和風險將更大。

楊盼盼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殊昱 熊愛宗

從制造業回流的總體情況來看,包含所有貿易伙伴國的回流強度并不高。從產出結構來看,在實施制造業回流政策期間,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總體在低位保持穩定,并未出現上升態勢?傮w來看,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制造業回流政策效果未達其政策目標,但這一情況在特朗普時期有所改變。2017-2018年以稅改為主的政策促進了制造業的加速回流,特朗普對內政策總體有效。然而,在貿易摩擦貫穿全年的2019年,新增制造業就業卻并不景氣,特朗普以發動貿易摩擦為主線的對外政策效果仍待進一步觀察。

余永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今年的財政政策擴張程度實際上遠超3.6%這個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強度。但更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幫助群眾紓困,那么其乘數效應可能會比較小,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不會很明顯。因為在今年前兩個季度,群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儲蓄渡過難關的,拿到錢后也很有可能不選擇消費,而是用其彌補之前的儲蓄消耗。在這種特定的國情背景下,當前想要推動經濟增長,主要還得依靠基礎設施投資。

李鋒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講師

在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公民通過互聯網平臺向政府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政治訴求與其他訴求。模型結果顯示盡管公眾從整體上更偏好使用法理主義話語,而政府則更愿意回應父愛主義話語,側面反映出政府在特定行為模式及內在理念上仍舊滯后于公眾的現實需求。政府更愿意回應采取關系集體主義的訴求,表現公眾的策略性行為奏效了。此外,實名發帖、選擇向書記發帖、采取更長的文本,都是公眾可選的策略行為。

胡娟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來,中美關系持續下滑。美國政府和國會連續出臺涉華政策、法案,嚴重損害中美關系。美國官員攻擊中國的言論也越來越肆無忌憚。中美兩國都有一些評論家注意到,雙邊關系正像“自由落體”一樣急速跌落。世界輿論擔心,中美關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經濟的復蘇將更加困難,軍備競賽和地緣政治沖突必將加劇,世界秩序將更加混亂,一些意想不到的災難也會迎面而來。這絕非危言聳聽。

吳金鐸

長城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2020年開季中國出現史無前例的負增長,第一季度GDP同比-6.8%增速中最終消費對GDP的拉動作用為-4.36%,貢獻率為64.1%,消費不振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可見一斑。當前海外疫情防控形勢復雜,國內部分地區疫情再度反彈,常態化“內防反彈,外防輸入”壓力使得某些服務業的重啟和消費的全面恢復困難重重。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如何釋放消費潛力?長遠來看,如何發揮好消費在經濟中的持久動力?

高世楫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建立和完善法治基礎上的現代監管體系,正是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制度保障。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應該加快建立和完善現代監管體系,政府依法監管,可以糾正市場失靈,以確保市場機制有效運作,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構成現代監管體系的主要因素包括法治基礎、組織體系、專業隊伍、規范化流程、透明性要求和問責機制等,在新時代我國監管體系建設中最為重要的三個方面是法治意識與法治建設、專業能力建設和問責機制的完善。

劉國恩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從此次抗疫的觀察看,相關的授權政策或制度安排相對滯后。如果能夠完善與直報系統更相適配的各級使用規范和授權界定,這個系統就可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從系統優化的角度來看,如何發揮直報系統的效率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制度設計。由于涉及各級相關部門的責任、權力的定位,這個系統工程要比技術平臺的搭建復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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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英國宣布禁止華為參與其5G網絡建設;到2027年,英國的電信運營商將被要求從基礎設施中剝離華為設備。這是英國在華為參與5G問題上的重大逆轉。英國推出5G移動互聯網將延遲,且成本高達20億英鎊,但華為遭受的打擊更大。英國的相關政策調整迎合了美國,但很可能會激怒中國。此前由于香港問題,中英雙邊關系已經在轉壞。華為在英國被禁,將使中英關系面臨新的考驗。
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路孚特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已規劃或在建的“一帶一路”項目共計3164個,總金額達4萬億美元。其中,1590個項目屬于“一帶一路”項目,總金額達1.9萬億美元,其余1574個項目被列為中國參與項目,總金額為 2.1萬億美元。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俄羅斯以126個簽約項目(包括“一帶一路”項目和中國參與的項目)簽約金額2960 億美元,領跑“一帶一路”受資國排行榜。
中國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4.24萬元人民幣,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7.71萬億元,下降3%;進口6.53萬億元,下降3.3%。從月度看,自4月份起中國出口連續3個月實現正增長,6月份當月進出口同比增長5.1%,其中出口增長4.3%,進口增長6.2%。從季度看,二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7.67萬億元,同比下降0.2%,降幅較一季度收窄6.3個百分點。
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政府計劃取消美國和中國審計機關之間的協議,此舉可能預示著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將受到美國審計監督機構更嚴格的審核。撤銷審計監管制度將進一步加劇中美之間的“制度化脫鉤”。要強調的是,撤銷中美審計協議屬于一種制度性的破壞,由于它拆掉的是實實在在的市場合作制度,所以比外交上的“互懟”更具殺傷力。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順風順水、揚起風帆向前走,都不是偶然的,這一切都與符合最大利益和根本目標的政策抉擇有關。任何形式的偏離,都會導致障礙、麻煩、困擾和難以計量的政策損失。面對復雜的世界,更需要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精神。瞄準最大利益和根本目標的政策選擇和政策決定,才是最佳的、最合理的政策選擇。能從政策抉擇偏離中有效校正和修復的國家,才可能保持穩定。
外媒報道,美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正在考慮打擊港元與美元掛鉤的提議,一種做法可能會通過限制香港銀行購買美元的能力來破壞港元與美元的掛鉤。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如果美國禁止香港購買美元,這是一種代價高昂的金融“核選擇” ,首先,它將嚴重損害港元匯率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導致資本外流;其次,它將沖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有信息顯示,美國可能不會選擇這種金融“核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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