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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全國范圍的復工、復產在逐步進行之中。就目前來看,疫情對經濟短期的沖擊正顯現出來,未來恢復經濟增長的壓力變得迫切。很多人對疫情之后的需求恢復抱有期待,期望被抑制的需求釋放能帶來經濟反彈。在安邦咨詢(ANBOUND)的智庫學者看來,在疫情影響逐漸減弱之后,中國經濟仍然會延續近年來的放緩趨勢,甚至在疫情沖擊之下,經濟增長還有“一沉不起”的可能性。為應對這種可能性,需要在政策層面加大刺激和寬松力度。

近半年以來,國內通脹水平維持高位,特別是1月份通脹破“5”,再加上由疫情引起的價格短期波動,成為貨幣政策加大寬松的制約因素。不少市場機構認為,國內CPI持續走高和經濟長期放緩的趨勢,可能形成令人擔心的“滯漲”局面。不過,這種擔憂的方向可能有偏差。對于通脹走勢,安邦的研究人員曾經指出,本次疫情短期會因供求失衡造成短期通脹波動,但中長期看,則可能通過拖累消費需求對CPI產生負面影響;由于需求減弱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PPI甚至可能出現通縮風險。因此,安邦咨詢認為,國內PPI的長期低迷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中國更需要防止的是由此出現的長期通縮局面,這是中國經濟陷入低迷的主因。

實際上,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經驗都表明,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脹對經濟增長是有益的。從最近幾年通脹的變化來看,實際上PPI低迷是反映經濟回落的主要窗口信號。有市場研究顯示,2015-2016年PPI通縮幅度擴大,導致同期的GDP平減指數回落至周期性低位,2017年PPI從通縮轉為通脹,帶動GDP平減指數周期性回升。2019年的PPI同比增速相比2018年大幅回落,進而轉為通縮,盡管當年CPI因豬周期而走高,仍難以阻止同期GDP平減指數的低迷走勢?梢,PPI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緊密而且直接的聯系。

更進一步來看,PPI通縮帶來的債務規模增長快于經濟增速,從而成為導致2019年杠桿率回升的主要驅動因素。數據顯示,2019年末的實體經濟杠桿率為245.4%,比2018年末上升了6.1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主要是生產過剩導致的生產價格低迷,不僅使企業利潤受到影響,更使得企業的債務率不斷增加。因此,在長期中保持適度的通脹率、抵抗通縮,這是應對宏觀高杠桿問題的必要選項。這意味著,國內通脹回升和通縮修復會對緩解宏觀債務負擔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起到積極效果。

趙明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特朗普政府不應對美國經濟抱過于樂觀的態度,它應看到,穩定的中美經貿關系對于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實際上在上升。白宮需要更加審慎地評估疫情可能帶來的各方面影響。中美雙方應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執行盡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購等方面美國需要給予中方一定的靈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還應考慮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在關稅豁免等問題上采取積極舉措,幫助美國企業和它們的在華供應商應對疫情帶來的困難。

盤古智庫

目前全國除湖北省外疫情已呈現基本趨緩態勢?梢哉f,目前穩定疫情工作已經初見成效,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疫情對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服務業,在短期內受到了比較大的沖擊。因此,對疫情所造成的的經濟影響進行科學評估從而精準施策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曹鐘雄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

當前,有些人把疫情影響片面地歸結為超常規的城市化發展。如果順著這種看法再推演,那么就是城市化所導致的。反觀歷史,不管是巴黎的鼠疫還是倫敦的瘟疫,并沒有改變人類對城市的向往。實際上,此次疫情在城市的擴散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城市化不足的問題,城市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所導致的。錯的不是城市化,而是低質量發展的城市化,其實更貼切的說是“半城市化”所致。公共服務的不足、城市治理的不完善、應急物資儲備的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跟這種半城市化發展狀態息息相關。

薛瀾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本文通過對中國的現有社會狀況的描述,全景地勾勒出目前我國危機形態的特點,并因循社會、組織到個人的邏輯過程,揭示社會轉型期我國危機事件高頻發生的潛在誘因,說明危機事件的常態性以及進行危機管理體系建設的緊迫性;最后,在解析我國現有的危機管理理念和系統設置的基礎上,結合發達國家的危機管理經驗提出建立我國危機管理體系、實現"危機管理常規化"的政策建議。

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秘書處

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傳染病事件除了對大眾健康產生影響外,還會帶來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后果,而這些影響往往未被考慮在風險或影響的評估中。隨著國際旅游業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此類疫情事件所引起的經濟沖擊波將遠遠超出傳統衛生部門的管轄范疇及病原體傳播的原始地理范圍。盡管私營部門僅僅是間接地受到這些疫情事件的影響,但它們是被忽視但十分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他們可向衛生體系提供關鍵信息、資源和重要伙伴,以對潛在的傳染病事件及其社會經濟后果做出應對和準備。

李文峰

法學博士,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歲末年初,九省通衢的武漢市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并隨著春運大潮迅速蔓延到全國。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年第1號公告:經國務院批準,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從刑法角度講,這一決定是非常必要的,及時喚醒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這個沉睡已久的罪名。

金錦萍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

社會公眾踴躍捐款恰恰表明他們想通過這一方式表達共同承擔責任的意愿,是一種對于社會的擔當。這份擔當難能可貴,須得小心呵護。而也正是因為他們心系身處疫情中的人群,所以深為關切善款是否能夠真正用于解決他們所認定的社會問題,或者幫助到他們所關注的特定人群。這份擔當和關切,恰是我們幸運所在,也是這個社會依然讓人充滿希望的原因所在。

彭文生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疫情發生后口罩成為稀缺品,價格大幅上漲,甚至有價無市,為找到口罩人們各顯神通,有機構因為不當截獲口罩而受到處罰。這自然帶來一些討論,口罩價格上漲是否合理、口罩應該如何分配等問題,觀點往往是針鋒相對。疫情導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這是問題的根源,但解決問題的辦法就不是那么清晰了。爭議在于通過口罩價格上漲來調節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場手段干預是合理的,怎么干預。

孫明春

博海資本首席經濟學家

在應對疫情沖擊、面對復雜的經濟與社會環境下,宏觀決策部門一定要把困難估計足,切忌冒進,而是要實事求是,統籌兼顧,平衡各種風險與挑戰。在宏觀政策的選擇上,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與信貸政策為輔。貨幣與信貸政策要避免全面放松,而是要“定向”增加投放,定向的目標同樣是防控疫情和保障民生相關的領域,主要目的是盡可能維持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生存和周轉、保障職工的基本收入、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與服務品的供應、防止因為停產停工導致供應短缺、通貨膨脹及大面積失業。

盧鋒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

目前疫情防控雖然取得顯著成效,節后返程高潮對疫情影響仍有待觀察,同時逐步恢復正常經濟運行也成為越來越具有緊迫性的任務。應對疫情無疑需實施宏觀逆周期調控政策?紤]一段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多方面特點,應對政策選擇可考慮與結構性體制性改革措施相結合,借助危機壓力突破一段時期以來推進改革障礙和困難,把短期抗擊疫情沖擊與推動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有機結合起來。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盡管“西方”被廣泛用作北美和歐洲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以及規范性項目的簡寫,但 “西方”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不同傳統的混合體,這一混合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對于什么使西方團結在一起的問題,答案是直截了當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權,致力于市場經濟,致力于國際機構中的國際合作。今天,西方的意義再次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我們正在見證:“西方”作為一個相對緊密的地緣政治構造,正在衰敗。

石羽

沈陽建筑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講師

李振興

沈陽建筑大學博士研究生

石鐵矛

沈陽建筑大學空間規劃與設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在當代社會我們不能阻止城市的發展,就不能阻止人員的流動,也不能制止傳染病的傳播,當前的中國城市在應對傳染病挑戰時,顯得十分被動,亟待提高城市的防御能力,從而將傳染病風險降至最低,城市的防疫建設應該和城鎮化同步進行,所以我們應該增強城市自身的傳染病防御能力,建設一個對傳染性疾病具有抵御能力的“防疫城市”。

黃奇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原重慶市市長

如不采取穩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業會出現倒閉,更為重要的是,部分較脆弱的制造行業的產業生態,很有可能會被破壞,從而導致更長期的負面影響。物流中斷和疾控措施引發的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帶來的沖擊比中美貿易摩擦要大的多,并且一旦中斷,形成了轉移替代,部分行業三十年制造業基礎丟了,很難再找回來。所以我們必須像是重視疫情自身一樣,高度重視保護產業生態、保護產業鏈和供應鏈、保護中小企業,只有這樣我們才真正能夠度過難關。

任澤平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

曹志楠

恒大研究院

梁珣

恒大研究院

黃斯佳

恒大研究院

當前應盡快糾正地方“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科學分級分類放防控。事有輕重緩急,疫情重的地區要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疫情較輕的地區要兼顧防控疫情和發展經濟,不能每個地方都仿照疫區管理,而嚴重的后果由企業買單。截至2月11日,20個省市每萬人確診人數低于0.1人,確診病例為個位數的城市占47%,確診病例50人以下的城市占87%,大部分城市具備有序復工條件。

鄭興明

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農村土地管理中的“諾斯悖論”,反映了地權邏輯下鄉村治理困境的制度性緣由,也揭示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式共生關系。利益相關者的共生與博弈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內在張力。綜觀博弈式共生下各方主體的利益訴求與行為邏輯可以看出,以“利益爭奪”為導向的土地管理方式是引發各種利益糾紛和矛盾沖突的源頭,這種土地管理異化現象是鄉村治理困境生成的內在動因;忄l村治理困境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通過持續推進法制建設,將土地管理與鄉村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這是地權邏輯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路徑。

王勇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劉夢楚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王琳璐

清華經管學院中國企業發展與并購重組研究中心

通過調研發現本次疫情對中國大中型企業經營影響嚴重,雖然短期內不會出現類似小微企業現金流中斷、企業倒閉等問題,但由疫情蔓延引發的訂單下降、限制開工、人員不足、固定成本負擔過重、供應鏈中斷,以及進而可能帶來的信用和債務風險,都有可能給大中型企業帶來非常嚴重的沖擊。超過一半的企業受一季度影響,將全年營收目標下調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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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對下行壓力中的中國經濟將造成顯著沖擊,疫后重振經濟極為重要。在中央重視的防疫及穩增長優先領域,如生物醫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領域,以及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龍頭企業,將獲得更多投資和支持的機會。地方重大基礎建設投資項目,也將獲得更多國家支持的機會。地方政府和企業要緊盯相關產業部門和發改委,盡早做好準備。
疫情沖擊下的中國經濟有加大貨幣政策“放水”的需求,以傳統政策工具放松的空間有所縮小,“更加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需要探索新的“水源”,如更多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央行出臺貨幣政策的力度和工具選擇,將視疫情沖擊中國經濟的程度而定。如果疫情沖擊經濟過大,不排除央行采取包括全面降息在內的重磅政策為穩經濟“護航”。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日前表示,下一步,央行將繼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推進LPR改革繼續釋放金融機構降低貸款利率的潛力。存款基準利率是我國利率體系的“壓艙石”,將長期保留。未來人民銀行將按照國務院部署,綜合考慮經濟增長、物價水平等基本面情況,適時適度進行調整。這一表態顯示,未來降息是央行將會考慮的政策工具選項。
證監會與財政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聯合發布公告,允許符合條件的試點商業銀行和具備投資管理能力的保險機構,參與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國債期貨交易。銀行是國債的最大持有者,獲準入市后,國債期貨市場的成交量和持倉量也將有大幅的提升。銀行保險這類債市航母級機構進入國債期貨市場,目前其功效更多被寄望在穩定市場,同時以類似做市商身份提升流動性。
據農業農村部監測,1月份能繁母豬存欄環比增長1.2%,已連續4個月增長;生豬出欄環比增長17.9%,春節期間畜產品供應總體穩定。有業內人士分析,當前豬肉供給存在兩點困難:其一疫情防控期間活體運輸受限,仔豬調運困難,其二春節延后開工和減少人員聚集,未來豬場建設進度可能不如預期。超強豬周期也會因此延長,生豬產能恢復至正常水平可能要推遲至下半年。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傳播在繼續增多。至2月22日,中國以外已有27個國家累計確診病例1720例,死亡15例。世界衛生組織在2月21日發布警告,控制疫情的“機會之窗”正在關閉,需要迅速采取行動。全球包括中國在內已有28個國家出現病例,顯示疫情的全球傳播之勢已經形成。今后世界能做的就是爭取時間,讓疫情蔓延速度盡量緩慢下來,在它消失之前,不要傳染太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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