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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咨詢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近期,中央深改委審議通過了《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接下來一系列改革舉措將陸續推出,國企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變得日益清晰。中央深改委提出,今后3年是國企改革關鍵階段,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由此看來,國企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產權變革、管理深化三階段,已進入深水區,迎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由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既然是“管資本”,意味著未來國企改革越來越離不開資本市場。

實際上,在國企改革推動中,國有資產證券化是推動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模式和媒介。在前幾輪國企改革中,推動國企改制和上市是當時的“主旋律”。而在當前,國企改革的重點是以國企的證券化資產進行重組和優化。從其涉及到的國企改革的有主要領域來說,包括國有資產證券化、并購重組、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勵制度改革等。而這些領域的改革,又或多或少都與資本市場和資產證券化有著密切聯系,可以說是國企改革的推動工具。

從中央到地方,近年來國企改革,無論是電信、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的并購重組還是央企整合,基本都牽涉到資本市場,而且一定程度上,這些改革還引起資本市場的興趣,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熱點。地方國企改革已經在提升混改比例、優化資本布局、提高資產證券化率、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深化央地合作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實質性進展。近期,山西、山東、云南等很多地方,都在資產證券化上做文章,將國企改革與地方的資產重組、地方投融資建設等結合起來。事實上,從近兩年混改的推進路徑上看,借力資本市場或產權交易市場的趨勢越發明朗。2019年A股市場共發生294起國企混改案例。其中,國企與民企“聯姻”的混改案例共涉及131起。有分析認為,資本市場平臺在推進混改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多地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上市公司+”戰略。但在這個思路下,很多地方國資改革存在盲目注入資產,以“注水”方式實現“做大做強”的傾向。

當然,目前來看,很多地方在推動混改和國有資產重組中正在走向另一個誤區,即盲目的做大做強,導致“空心化”、“同質化”的問題,導致組建的投資平臺大而不強和虛胖無力的情況。在地方推動“管資本”改革的過程中,很多地方國資推動建立“1+N”業務格局,即一個金控平臺加N大投(如城投、交投、公投、旅投、水投等)的形式。希望以此擴大規模引入多層次資金,進行混改。但往往以城投為代表的地方平臺公司缺乏由平臺主體帶動產業整合的能力,僅靠收購一兩家上市公司“沖門面”,而自身缺乏產業化、集群化發展的能力。當然,有的國資平臺雖然擁有當地的優質企業資產,但盲目擴大推行多元化,以整合和改革的名義,納入大量不同領域的企業,推動“做大做強”,但實際上形成了大雜燴,不僅難以消化,反而不知所向,失去發展的目標和方向。

管濤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匯率靈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國集中暴發,故今年2月份起,中國央行就進入了疫情應對狀態,采取數量和價格手段,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引導市場利率走低。這并未受到人民幣匯率的掣肘。正是因為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體現了匯率機制的靈活性,以及人民幣多邊匯率穩定體現了非競爭性貶值的基本立場,故雖然今年人民幣匯率創下近12年來的新低,但美方根據年初達成的經貿協議中的匯率共識,并未對中國提出“貨幣操縱”的質疑。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顯著放緩,呈現出安邦咨詢(ANBOUND)所說的“新常態脫軌”現象。既然如此,為何中國政府還要如此節省“彈藥”?是在為今后更大的危機保留政策余地嗎?在全球各國“大放水”背景下節省“彈藥”,這也許是一種政策操作“技巧”,但實際上,中國很可能有另外的難言之隱——政策倉庫里并沒有足夠的“彈藥”!穩健的貨幣政策如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實也受到不少的約束。

羅伯特·布萊克威爾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亨利·基辛格美國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

托馬斯·賴特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中心主任

當前,美國和世界面臨的最迫切任務是應對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形勢。美國下一屆政府的最重要任務是在疫苗研發和治療方面推動國際合作,在重建國家經濟時協調各國利益,促進互惠。美國還應該支持發展中國家,改革國際機制,發展基礎設施,以便更好地應對今后的傳染病危機和其他國際挑戰。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采取民族主義的以鄰為壑政策,那將是危險的?偠灾,推動全球共同抗疫應該是當前美國最優先的外交政策。

趙可金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凸顯了國際合作的缺失。面對疫情沖擊,不僅以 G20 為主要平臺的大國協調機制和以 WHO 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陳,歐盟、東盟、非盟、阿盟等眾多地區合作框架也無所作為,各國重新回到國家主義的框架。大國間抗擊疫情的合作不僅難以開展,還頻頻出現了責任轉嫁、物資劫持、 “脫鉤”等現象。全球衛生治理機制在新冠疫情沖擊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機制設計存在赤字,醫療資源仍然集中在國家手中,國際機制缺乏調動國內資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這些問題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階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必將對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朱云漢

臺灣大學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講座教授

任何一場大流行病的暴發都不是這種病毒天然本質(如感染途徑、傳播速度、發病率或致死率)的單純展現,而是這種流行病的天然屬性與特定社會條件的互動結果。要回答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會將人類歷史帶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必須把這場“庚子年大疫”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結構、制度與文化脈絡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發前已經形成的歷史發展趨勢之中來進行分析、推敲與判斷。

任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員

黃宇韜

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

以技術為主要解釋變量,可以從國家邏輯和市場邏輯互動的角度分析技術與霸權興衰之間的關系。兩種邏輯之間的張力出現于兩種情況:其一,技術周期更迭且新技術研發滯后;其二,霸權國比較權力優勢下降,安全威脅感上升。為了護持霸權,主導國基于國家邏輯“校正”市場邏輯。然而,“天平重心”偏向哪種邏輯并不必然決定霸權興衰的結果。未來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各國會更加強調加強自主研發能力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將帶來諸多新挑戰,甚至可能重塑世界格局。

盧基揚諾夫

瓦爾代俱樂部學術主任

巴拉巴諾夫

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任

博爾達切夫

利索沃里克

舒申索夫

季莫菲耶夫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時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經結束,國際制度的“搖搖欲墜”將未來歸結為兩個基本選擇。要么維護已有發展最重要的組織(聯合國),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功能性組織。要么出現另一種兩極對立,但要比冷戰期間更加激烈。在完全不同的國際條件下,不同取向的玩家將面對不可調和的競爭。核武器仍然是防止滑入全球軍事災難的主要因素。但其威懾力并非是無限的,而且制度效能的進一步低下也將對其構成沖擊。

楊延超

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中心研究員

我國《民法典》第1034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睹穹ǖ洹吩瓌t性的規定,可以為后期立法奠定基礎。人臉識別會帶來極大便利,同時引發的公民隱私權問題也備受關注。由此也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大討論?刹豢梢愿闳四樧R別?侵犯人臉識別個人信息又當面臨什么責任?這些問題估計也只有等不久將出臺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具體規定了。

趙敏

走向智能研究院院長

高丹

賽迪顧問軟件及服務業研究中心總經理

黃路川

樹根互聯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兼CMO

主持人:趙姍

近日,美國禁止哈爾濱工業大學等高校使用美國的工業軟件MATLAB,引發學術界和技術界的廣泛討論。工業軟件作為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礎和核心支撐,與先進的工業產品、與國家大力推動的裝備制造業走向高端密切融合到一起,對于推動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制造強國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伴隨著工業軟件重要性的凸顯,工業軟件也成為貿易爭端當中遏制中國智造崛起的手段之一。掌控核心技術越來越成為工業建設乃至國家發展的重要部分。

王輝耀

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CPTPP既包含經貿實力強的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更有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和越南等新興經濟體,是一個將公平性與包容性較好結合并對發展中國家較為友好的高標準貿易協定。如果中國加入CPTPP,這一貿易體系經濟總量可達全球的28.3%,成為有近19億人口的大市場?陀^來看,中國與CPTPP的標準仍有差距,因此在把握機遇同時,中國更應加大開放力度,主動迎接挑戰。

鐘偉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從現代貨幣理論看政府和社會,讓人唏噓,它看似發鈔混日,寅吃卯糧,也看似一個人想要提起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無論財政赤字貨幣化,負利率、量寬承受多少爭議,有一點是值得提醒的:發達國家幾乎群體性地走到了這種地步,起碼不應將此描述為西方的集體失智和末日,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各國相較,無非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距。

王小魯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羅斯福新政期間,曾出現過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但在對權力有制衡機制的制度框架下基本得到了糾正。新政同時推動了制度改革,即打破傳統的既得利益框架,建立維護社會公平和全社會和諧發展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這一新的制度框架,既保證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又彌補了市場機制的不足,把原來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早期資本主義法則,改變為在保證市場競爭、效率優先原則的同時,將社會公平作為另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目標,保障社會全體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各階層共存、共享、共同發展。

賈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關于“長期向好趨勢不變”的合理依據,源于我國國民經濟還有相當可觀的發展韌性、騰挪余地和增長的空間,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用好這種“成長性潛力空間”;而有關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則延續了自2010年以來引領新常態的“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指導方針。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政策在挖掘經濟成長潛力和實現“六穩”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特別是在與穩金融和穩投資結合方面,可以打出一套有力的“組合拳”。

民銀智庫

新基建市場空間巨大,投資需求旺盛。截至6月初,已有20多個省份公布了規模達數萬億元的新基建建設計劃,保守估計“十四五”期間新基建累計投資規模將超過23萬億元。當前,國內主要商業銀行紛紛加大對新基建及相關科創行業的支持力度:如提供一站式專屬服務;創新投貸聯動機制,形成全景式、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資金支持;設立科技支行或科技專營團隊;打造“融資+融智+融技+投資”“貸、債、股、資”一體化綜合金融服務體系等。

邵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是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趨勢,但它是有邊界的。不宜從GDP份額中去理解制造業的地位,因為它是國民經濟良序運轉的基石。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正在消退,我們所說的市場優勢,在“我們人均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的現狀下,又有多少真實的優勢可言?無論是當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還是未來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擁有比較完備的制造業產業鏈,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應對逆全球化,如何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是一個長期課題。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教授

從經濟沖擊看,盡管系統重要性經濟體受到沖擊的峰值接近尾聲,但復工延長疫情的風險和潛在的二次沖擊仍難以忽視;從金融沖擊看,疫情帶來的情緒和盈利“雙殺”有時差之分,發達市場驅動著全球性情緒起落的β,而新興市場分化加劇的疫情干預效果影響著相對波動的α;從政策應對看,史上罕見的超常規“貨幣+財政”雙寬松浪潮已經襲來,但在債務和幣值雙重約束下,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寬松幅度受限,由疫情沖擊帶來的次生風險不可小覷。展望下半年,在疫情全方位沖擊的快慢交疊之間,全球經濟復蘇動力換檔,金融市場波動和調整的來源更替,政策潮水退去后風險漸次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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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英國宣布禁止華為參與其5G網絡建設;到2027年,英國的電信運營商將被要求從基礎設施中剝離華為設備。這是英國在華為參與5G問題上的重大逆轉。英國推出5G移動互聯網將延遲,且成本高達20億英鎊,但華為遭受的打擊更大。英國的相關政策調整迎合了美國,但很可能會激怒中國。此前由于香港問題,中英雙邊關系已經在轉壞。華為在英國被禁,將使中英關系面臨新的考驗。
全球金融市場數據提供商路孚特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已規劃或在建的“一帶一路”項目共計3164個,總金額達4萬億美元。其中,1590個項目屬于“一帶一路”項目,總金額達1.9萬億美元,其余1574個項目被列為中國參與項目,總金額為 2.1萬億美元。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俄羅斯以126個簽約項目(包括“一帶一路”項目和中國參與的項目)簽約金額2960 億美元,領跑“一帶一路”受資國排行榜。
中國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4.24萬元人民幣,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7.71萬億元,下降3%;進口6.53萬億元,下降3.3%。從月度看,自4月份起中國出口連續3個月實現正增長,6月份當月進出口同比增長5.1%,其中出口增長4.3%,進口增長6.2%。從季度看,二季度我國外貿進出口7.67萬億元,同比下降0.2%,降幅較一季度收窄6.3個百分點。
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政府計劃取消美國和中國審計機關之間的協議,此舉可能預示著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將受到美國審計監督機構更嚴格的審核。撤銷審計監管制度將進一步加劇中美之間的“制度化脫鉤”。要強調的是,撤銷中美審計協議屬于一種制度性的破壞,由于它拆掉的是實實在在的市場合作制度,所以比外交上的“互懟”更具殺傷力。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順風順水、揚起風帆向前走,都不是偶然的,這一切都與符合最大利益和根本目標的政策抉擇有關。任何形式的偏離,都會導致障礙、麻煩、困擾和難以計量的政策損失。面對復雜的世界,更需要實事求是的現實主義精神。瞄準最大利益和根本目標的政策選擇和政策決定,才是最佳的、最合理的政策選擇。能從政策抉擇偏離中有效校正和修復的國家,才可能保持穩定。
外媒報道,美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正在考慮打擊港元與美元掛鉤的提議,一種做法可能會通過限制香港銀行購買美元的能力來破壞港元與美元的掛鉤。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如果美國禁止香港購買美元,這是一種代價高昂的金融“核選擇” ,首先,它將嚴重損害港元匯率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導致資本外流;其次,它將沖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有信息顯示,美國可能不會選擇這種金融“核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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