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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在2020年這個庚子年,中國經濟面臨兩大“增量”負面因素:一是新冠疫情對國內外經濟的沖擊;二是美國推動的地緣政治博弈顯著加劇。這兩大因素再加上此前的貿易戰、中國本身的下行壓力,以及進入7月份以來國內南方地區肆虐的洪災,使得中國經濟面臨很大挑戰。

這種背景下,中央強調推動國際國內“雙循環”,要以國內大循環帶動國際循環,并保持開放經濟格局。要維持開放經濟格局,吸引外資是個重要的指標。一方面,外資愿意來,顯示了我國的開放性和市場吸引力;另一方面,外資除了帶來資本,還能帶來技術和管理經驗。

從宏觀數據看,中國吸引外資并不差。中國商務部最新公布,2020年1-6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4721.8億元,同比下降1.3%(折合679.3億美元,同比下降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9.5個百分點、比1-5月收窄2.5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6月當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1170億元,同比增長7.1%(折合167.2億美元,同比增長3.7%),連續三個月實現正增長。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表示,上半年我國吸收利用外資情況總體好于預期。在全球跨國投資遭受沖擊的背景下,中國吸收外資保持穩中有升態勢,充分證明了外商來華投資預期和信心穩定趨好,中國市場依舊充滿魅力。

不過,根據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人員的觀察,宏觀上的引進外資數據,與微觀上的外資企業經營狀況或外遷呈現出一定矛盾。近兩年來,外資撤出中國的案例在增加,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疫情影響下的今年上半年。

日前,世界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集團,繼3月份宣布擬出售旗下銀鷺食品股權后,近日再次確認將出售一部分中國大陸的瓶裝水業務,主要是在大陸的“雀巢優活”和“云南山泉”業務。雀巢在2011年收購了銀鷺集團60%股權。除了雀巢集團,另一家大型國際食品公司——總部位于巴黎的達能集團,今年6月末也宣布出售一部分大陸業務,主要是益力大桶水和瓶裝水品牌,以及位于深圳和惠州龍門的兩家工廠。

今年6月23日,豐田普拉多3.5L的中國生產線正式停產,這是繼蘭德酷路澤、普拉多2.7L、銳志、皇冠之后,豐田又一款退出中國大陸的車型。至此,豐田在中國的高端車型生產線全部退出。今年4月14日,雷諾公司發布稱,該公司擬將其所持有的東風雷諾50%的股權全部轉讓給東風汽車。今后雷諾將停止在中國銷售雷諾品牌乘用車,并將業務重心放在輕型商用車和電動汽車領域。更早一些時候,在今年2月份,鑒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供應鏈中斷,多家外資汽車廠商已宣布暫停中國工廠的生產工作。

彭明生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范從來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銀行改革為主體的金融改革實踐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金融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中國還成功經受住了歷次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切實維護了金融穩定,可謂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金融改革發展道路。進入新時代,中國金融已不能完全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深化金融改革,推動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為此,中國應立足當前經濟轉型的需要,根據自身金融改革的實踐經驗,繼續走中國特色金融改革發展道路,通過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動中國金融朝著優化結構、提高效率、安全穩定的方向發展。

趙可金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疫情沖擊下的中美關系對抗程度更加嚴重,呈現疫情沖擊與輿情沖擊疊加壓力的局面。中美關系的新現實并非是走向“新冷戰”,而是呈現為“軟戰”格局,其基本邏輯是中美圍繞誰對誰錯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展開角逐,在政治、經濟、安全和社會各個領域都充斥著激烈競爭。決定中美“軟戰”的根源主要是國內政治因素,中美國情差異、制度差異和政治差異在疫情沖擊下產生了政治化的危險。如何妥善處理中美社會差異和制度差異,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框架內重建中美關系共同行動框架,成為新時代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課題。

葉興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簽署的雙邊或多邊區域自貿協定進一步擴大了農業開放。從目前來看,我國農業經受住了開放帶來的挑戰和壓力。我國已進入新一輪高水平開放階段,農業缺乏比較優勢的問題逐步顯現,未來農業要繼續經受住開放帶來的挑戰和壓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應調整農業生產的品種結構和區域布局,重塑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努力提高我國農業的產業素質和競爭力。另一方面,應謀劃和實施全球農業戰略,提高統籌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提高開放條件下的國家糧食安全治理能力。

黃小軍

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戰略及研究總監、資深研究員

吳昊

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高級分析師

與2008年金融危機源于金融市場然后向實體經濟傳導不同,此輪危機源于疫情疊加石油價格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然后向金融市場傳導,風險的傳導也是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目前看主要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仍然穩健,而未來美國企業信用風險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疫情及能源市場的發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疫情疊加石油戰的沖擊仍可能滋生企業債務性危機。當然面對疫情我們時刻都不能忘記的是:擺在極度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面前的是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防疫措施,美國和全世界對疫情的防控進展將繼續是所有后續跟蹤、分析的重中之重。

許勤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教授

王際杰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體制機制創新,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在全球綠色低碳轉型趨勢下,加強生態環境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社會共識,綠色發展為沿線國家在生態環境條件約束下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解決方案。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調整,國際秩序變化給新時期“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外部風險的同時,也為其綠色發展帶來了新契機,推進符合沿線地區現實需要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經濟外交項目組

回顧2019年,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持續走弱,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遭遇重創,中美戰略競爭持續進行。在諸多負面因素發揮作用的背景下,中國通過開展多層次經濟外交活動為改善外部環境做出努力。展望2020年,中國將繼續推動與重點國家的雙邊經濟外交、立足周邊推動“帶路”外交、圍繞國際機制改革開展全球經濟外交,為維護本國經濟發展與安全、推進區域和全球繁榮與增長貢獻中國力量。

崔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

我們正處于兩個大局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這幾年在國際經貿關系領域中發生的事情極其復雜。面對國際經貿關系領域的各種壓力,社會各界存在各種看法。我們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繼續堅定不移地根據實際情況穩步推進改革與開放,同時要擯棄關起門來搞改革的想法,坦誠地就結構性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問題與所有貿易伙伴展開對話。有些重大問題的解決,靠談判達成一致可能比靠打官司更加可行。

邢自強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過去30年的全球化黃金時代的特征(3T,即貿易全球化、科技主導化、企業巨型化)會在疫情后逆轉,全球經濟面臨疫情后遺癥:民粹、脫鉤、通脹。在宏觀層面,預計中國經濟在今年年底就能恢復至潛在增長,但美國可能需等到明年年底。中國要居安思危。面對后疫情時代的逆全球化,中國始終可做好自己的事:通過城市化改革和數字基建,發掘內部潛力,加大對外開放。

楊潔勉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響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警鐘。國際社會在慘重和沉痛的代價中警醒,終于加強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繼續催化國際力量對比(即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國際格局的變化勢必會落實到國際機制的變化和創新。本次疫情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深刻感受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現實性和嚴峻性,要用國際規則、規范和機制動員和協調世界各國的力量加以應對。為此,國際社會需要努力化危為機,加快國際體制機制的更新和創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務于當前和未來的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

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徐秀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

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2019年亞洲經濟增速出現超預期下行。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亞洲經濟體經濟活動總體上明顯放緩,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增長動力不足,物價走勢分化加大,但亞洲就業形勢基本穩定,收入有所改進。展望未來,金融風險特別是債務風險累積、發達經濟體負利率的出現與擴散、地緣沖突與突發公共事件、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以及美國經濟走勢對經濟運行的負面影響有所加大?傮w而言,未來幾年內亞洲經濟將在中低速軌道上前行。

王道樹

國家稅務總局收入規劃核算司

近二十年的實踐證明,經濟稅源持續快速增長為稅收增長提供了充沛源泉,財政體制稅收制度改革為稅收增長提供了體制保障,稅收征管機制建設為稅收增長提供了實現機制!笆濉奔敖窈笠欢螘r期,中國稅收要想保持可持續增長,就需要從這幾個方面全面實施改革,單一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觀點和做法,都會誤導實際工作,有損稅收收入的長期持續增長。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慮政策空間的有限性,一味地“開閘放水”以維持金融市場繁榮,也將導致社會“馬太效應”進一步放大,動搖經濟社會的穩定基石。由此,從長期來看,針對疫情的經濟刺激政策,不僅重在規模,更重在結構。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動性危機后,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強調結構性、有效救助底層民生,將是決定經濟金融能否行穩致遠的關鍵。這也將為我們審視疫情時代各國經濟的長期前景提供新視角。

管濤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匯率靈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國集中暴發,故今年2月份起,中國央行就進入了疫情應對狀態,采取數量和價格手段,保持市場流動性充裕,引導市場利率走低。這并未受到人民幣匯率的掣肘。正是因為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體現了匯率機制的靈活性,以及人民幣多邊匯率穩定體現了非競爭性貶值的基本立場,故雖然今年人民幣匯率創下近12年來的新低,但美方根據年初達成的經貿協議中的匯率共識,并未對中國提出“貨幣操縱”的質疑。

安邦智庫(ANBOUND)

安邦智庫是一家獨立運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經濟政策研究機構。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現今最具建設性、最富經驗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在長達27年的時間里,安邦致力于推動社會的開放、為中國社會的尊嚴而奮斗。

早在此次疫情之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顯著放緩,呈現出安邦咨詢(ANBOUND)所說的“新常態脫軌”現象。既然如此,為何中國政府還要如此節省“彈藥”?是在為今后更大的危機保留政策余地嗎?在全球各國“大放水”背景下節省“彈藥”,這也許是一種政策操作“技巧”,但實際上,中國很可能有另外的難言之隱——政策倉庫里并沒有足夠的“彈藥”!穩健的貨幣政策如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其實也受到不少的約束。

羅伯特·布萊克威爾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亨利·基辛格美國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

托馬斯·賴特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中心主任

當前,美國和世界面臨的最迫切任務是應對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形勢。美國下一屆政府的最重要任務是在疫苗研發和治療方面推動國際合作,在重建國家經濟時協調各國利益,促進互惠。美國還應該支持發展中國家,改革國際機制,發展基礎設施,以便更好地應對今后的傳染病危機和其他國際挑戰。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采取民族主義的以鄰為壑政策,那將是危險的?偠灾,推動全球共同抗疫應該是當前美國最優先的外交政策。

趙可金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凸顯了國際合作的缺失。面對疫情沖擊,不僅以 G20 為主要平臺的大國協調機制和以 WHO 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陳,歐盟、東盟、非盟、阿盟等眾多地區合作框架也無所作為,各國重新回到國家主義的框架。大國間抗擊疫情的合作不僅難以開展,還頻頻出現了責任轉嫁、物資劫持、 “脫鉤”等現象。全球衛生治理機制在新冠疫情沖擊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機制設計存在赤字,醫療資源仍然集中在國家手中,國際機制缺乏調動國內資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這些問題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階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必將對全球治理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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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和疫情沖擊之下,中國確立了“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策略。在這一策略之下,“一帶一路”的未來發展需要考慮結構性的改革,其重點是回歸到“共同市場的建設”,調整中國資源的投放結構和投放方向,積極參與維持并做大全球市場的體量,同時保持開放度,主動成為世界大市場的一部分,真正實現國內外雙循環的互動。
近期,受強降雨影響,長江上游岷江、嘉陵江及向家壩至寸灘區間、三峽區間來水明顯增加,三峽水庫入庫流量快速上漲,7月26日14時已達500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通報,“長江2020年第3號洪水”已于7月26日在長江上游形成,預計27日晚三峽水庫最大入庫流量在60000立方米/秒左右。隨著長江第3號洪水通過三峽向中下游演進,長江中下游干流將繼續維持高水位,部分河段上漲甚至會超保證水位。
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埃爾埃瑞安分析,在新冠疫情之下,美國經濟中的三個部分在推動與中國脫鉤:一是美國政府升級了以牙還牙手段,對中國實施雙邊經濟和金融制裁;二是美國公司部門在推動中美脫鉤,把西方供應鏈遷出中國。三是美國家庭的收入和消費減少,也在為脫鉤做出貢獻,中美經濟脫鉤可能讓中國的中等收入轉型變得更加復雜,充滿挑戰。
近期美元指數持續走低,創2018年9月以來的22個月新低,歐元創2018年9月以來的22個月新高,歐元區的經濟反彈會比其他地區更快也更平穩,其中一個原因是對疫情的良好控制。有分析認為,全球貿易及地緣風險進一步發酵,將對美元自身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造成反噬影響,這可能令美元指數在今年下半年繼續承壓走低。
美國刺激政策的延續和變化對美國經濟的恢復也會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持續擴大的財政支出和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其負面效果也正在顯現出來,令美國處于兩難的境地。疫情持續之下,在“民生黑洞”與“財政黑洞”之間,美國不得不在財政擴張的道路上繼續“飲鴆止渴”,其經濟和市場前景不容樂觀。
TIKTOK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與華為類似的敵視環境。但與華為不同的是,TIKTOK作為應用類和社交類的平臺,更容易實現本地化,對美國等國家的“國家安全”威脅并不大。不過,TIKTOK會面臨FACEBOOK等競爭對手的打擊,因此,TIKTOK需要在發展模式和戰略上有所調整,以應對前所未有的國際地緣形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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